印光大师年谱
（文钞应世之时期1912～1929）
沈去疾居士編著
在普陀法雨寺晤高鹤年。高氏恭敬开示。大师曰：‘六祖言：“于一切时，自净其心”可能否？如其不然，不可沉空守寂，即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无人无我，直至菩提云云’（一）。高鹤年居士临行携去大师之佛教论文四篇至沪，登刊于《佛学丛报》。署名‘常渐’（二）。大师约高氏同至通慧庵昱山法师关房畅谈诸家净土文。
（一）见《纪念文集·印光大师书传跋》，及《三编·与高鹤年居士书》，信后附有《觉有情》编者陈法香题识。
（二）据《苦行记》：‘狄楚青居士发心办《佛学丛报》。余至海上索师文稿，编入丛报，师用“常渐”之名，“印光”二字，无人知也。’
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（见《增广》第二卷）
净土决疑论（见《增广》卷二“论”第一页）
宗教不宜混滥论（见《增广》卷二“论”第九页。文中括弧内注文乃大师原文中所附自注，用小字添于原文句后者。）
佛教以孝为本论（见《增广》卷二‘论’第十二页）
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（见《增广》卷二‘论’第十三页）
四月初八日，作《与高鹤年居士书》（一）。
（一）见《三编》上册卷一第四四页。
按：函中所云‘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，录出四论以登丛报’即指高氏于民国元年携去之四篇佛教论文。此函后但署 ‘四月初八日’。信后附有《觉有情》编者陈法香的题记。陈法香将此信考证定为‘民国三年’所写，误也。兹将陈氏题识引录于下：
（陈按）：印光大师隐居普陀山，初无人知。高鹤年居士游山，乞其论文四篇。一，《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》；二，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；三，《佛教以孝为本论》；四《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》。皆登于上海狄平子居士创办之《佛学丛报》。其第一篇署名‘常渐’，登于《丛报》第九期，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，即民国二年阴历九月初二日出版。其第二篇亦署名‘常渐’。第三、第四篇则署名‘普陀僧’。此三篇则于《丛报》第十期登出。此四篇论文可谓印光大师初转法轮。从此龙天推出，大放光明矣。承鹤年居士出示右书，未举年份。书中所云‘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，录出四论，以登《丛报》。’则右书确为民国三年阴历四月初八日所写。此书极有佛教历史价值，未见于正续《文钞》，爰付本刊，以公诸世。
《觉有情》半月刊编者陈法香谨识
按：陈氏将此函定为‘民国三年’是弄错了。高鹤年至普陀取去论文四篇，时在民国元年。《永思集》之‘行业记’、‘苦行记’，释东初《中国佛教近代史》等，俱有一致明文记载。印光法师后于民国十二年‘复卓智立’书中亦清楚记载：‘及高鹤年居士于民国元年至法雨寺访晤，绐去数稿，刊登于《佛学丛报》，始渐接物。’则此信写于民国二年（即公元一九一三年）无疑。决非民国三年。（以印祖原函有‘去秋’两字。）
与狄楚青居士（一）晤于浙江普陀山。提议狄流通《拣魔辨异录》。狄氏返上海，乃将是书石印一千部（二）。
（一）狄楚青（？——一九四一），名葆贤，字楚青，一字平子，又号‘平等阁主’。维新派人士，近代佛教学者。江苏溧阳人。早年与康、梁观点相近，主张变法。与谭嗣同等游，过从甚密。‘戊戍’后，逃亡日本。一九００年归国，至沪，入唐才常发起之‘正气会’。后唐才常等赴汉口创设‘自立军’，狄则留沪任联络，筹措粮饷、军火，以为策应。事败，唐殉难。狄氏二次出亡日本。后归国集资经营新闻出版事业。一九０四年，于沪创《时报》。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于沪办《佛学丛报》，设‘有正书局’。曾推荐月霞法师至沪弘法，创华严大学。一九三一年，与叶恭绰等发起影印宋版《碛砂藏》于沪。其于佛法，初则笃信净土，后皈依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，经其指点，始得大悟。夫人汪氏观定于禅亦颇有悟解。生平好诗词书画，著有《平等阁诗话》。著作另有《平等阁日记》，详载学佛心得及因果轮回故事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对中国文化之掠夺、摧残；狄氏亡命东洋，辗转朝鲜，经辽宁、沈阳至京，沿途所见闻国人悲惨景象，《日记》中亦有载录，故具史料价值。
（二）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十页‘复如岑法师’：‘民国三年，狄楚青来普陀。光劝伊流通此书，云：当向谛公处请其书。伊云：“我有。”问从何而得？云“在北京烂货摊买的。”伊回申，即付印刷所，照式石印一千部。以八部送光。’
仍在普陀山法雨寺。
是岁高鹤年在终南山营修僧尼普同塔、念佛堂。且拟造大觉精舍茅蓬，预备迎请大师返陕。
三月，王一亭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大师，始皈佛门（一）。
（一）见《圆瑛大师年谱》第一一四页。
是岁作《与徐福贤女士书》（一）。
徐蔚如（二）居士得‘与其友’三函印行，题曰《印光法师信稿》（三）。
三月四日，复丁福保居士书一（四）。
四月十八，复丁福保居士书二（五）。
六月十八，复丁福保居士书三（六）。
夏，与徐福贤女士书。秋，津京水灾。高鹤年与沪上诸居士合组佛教义赈会。复至普陀山与大师会晤（七）。
陕人王典章专程至普陀法雨寺谒师。大师与之深相投契。王住居二星期，日必数面，且同食焉。某日五、六时未晤，大师忽以一函示王，乃复徐福贤女士书也。及王下山归，大师送之，且曰：‘君年已渐老，若研究佛学，恐不可能，只好塌实念佛，以求往生极乐，方不负我俩人相见因缘。’（八）
六月廿三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四（九）。
七月初五，复丁福保居士书五（十）。
十一月初二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八（十一）。
（一）（《与徐福贤女士书》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五一第五四页）
按：《增广》正编《文钞》中，唯《与体安和尚书》一篇有明署年月日期可稽。此《与徐福贤女士书》之写作日期乃据王典章居士所记考得。阅大师纪念文集中陕人王典章文，始知大师此函乃作于民国六年，即公元一九一七年夏季也。此信至为重要，如‘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向恭敬中求，有一份恭敬，则消一份罪业，增一分福德；有十分恭敬，则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’诸语，即源出此，皆大师诲导之名句也。当己巳仲夏，余困殆病业，自以为世寿将终，然亦不欲人知之也。乃往辞涌渊老居士。涌老为余说法开示，中引数语，精妙之至，顿启心扉。敬问此数语是前代何位菩萨或高僧大德所言。涌老居士云：此乃《印光大师文钞正编》中所说也。大师文钞余早年即有之，然藏诸簏底，未之阅也。归而检出，阅至‘断断不可远离家乡，出家为尼’等语，诵之，祷之，拜之，不觉汗津津，泪涔涔，而恍然若梦回也。深信苟非菩萨乘愿而来，焉得有此等语哉！余之归心净土，服膺印光大师，乃至发心编纂大师之年谱，此亦其缘起之一所在耳，故为之记。
（二）徐蔚如（一八七八——一九三七），近代佛教居士、刻经家。名文霨，字蔚如，号藏一。受其母信佛熏染，始研习佛典。皈依谛闲法师后法名‘显瑞’。一九一八年集印公文稿书信出版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复又创立北京刻经处、天津刻经处等，以流通佛典为己任。所刻经尤为精湛者，则推《华严经探玄记》、《华严经搜玄记》、《华严纲要》。一九三七年，日寇侵占华北，徐氏与天津佛教居士筹办难民妇孺临时收容所，收救难民，未几病卒，享年六十。
（三）见《行业记》：‘逮民六年（师五十七岁），徐蔚如居士得与其友三书，印行，题曰《印光法师信稿》。’
（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五九页：‘白衣咒，未见出处，想菩萨俯顺劣机，梦授之类也。然以至诚心念者，无不所求皆应，有愿必从。......俗念增数句，乃祝愿之词，有亦无碍。’按：‘白衣大士神咒’即‘白衣咒’，《大藏》密部未列此咒，但《大藏》内《法苑珠林》第六十卷《咒术篇》，第六十八‘咒术部’有此咒文。名‘随愿陀罗尼’。《法苑珠林》一书成于唐初，显然唐代以前，此咒已广泛流传，灵感非凡。今恭录于左，诵者可日与《大悲心陀罗尼》并持之。
白衣大士神咒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三称三拜
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僧 南无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怛只哆 唵 伽罗伐多 伽罗伐多 伽诃伐多 伽罗伐多 罗伽伐多 娑婆诃
天罗神，地罗神，人离难，难离身，一切灾殃化为尘。
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。
丁福保（一八七四——一九五二），字仲祐，别号畴隐居士。生于无锡，原藉江苏常州。著名佛教居士、职业医生、藏书家、出版家。二十二岁入江阴南菁书院，翌年考取秀才。一九0一年，至苏州东吴大学堂学医及数学，次年又考取上海东文学堂学日文。一九０五年阅读释氏语录，续又结识杨仁山居士，得聆佛法要义。一九０八年起，在沪行医，并创辨医学书局，刊医书。一九一一年以后长居上海，继续行医，刊行书籍。且参与地方之公益事业，于弘扬佛教尤有贡献。一九五二年病故。丁氏一生编撰甚富，著作等身。先后编纂译著有：算学书十种；健康长寿法书廿六种；文字学九种；文学诗词学八种；古泉学八种，医学七十五种；杂著九种；德育十种；道学二种；佛学三十四种“在其所編著之佛学书籍中，较著名的有：《一切经音义提要》、《翻译名义集新编》、《佛学精华录笺注》、《六祖坛经笺注》、《六道轮回录》、《佛学指南》、《佛学起信论》及《佛学大辞典》等。
（五）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六十一页。
（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六十三页：‘今寄《印光文钞》一本，祈垂麈政。此钞系海盐徐蔚如排印施送者。.....今春三月末，持三十本至山访光，又将其余芜稿一并要去。拟欲将己印未印一并编辑，刻诸枣梨。’按：此《印光文钞》乃大师文钞最早刊本，只分两册，非今之四册本《增广文钞》正编。
（七）见《苦行记》：‘民国六年秋，京津大水为灾。沪上狄楚青、王一亭、程雪楼诸居士电嘱下山救济。又接师及谛老函，谓救灾即是普度众生，亦是保护佛法。故此出山，将自了之念抛弃。时天寒地冻，大雪封山，冒险便道京津勘灾，事毕，南下随到沪上。狄楚青、虞洽卿、王一亭、程雪楼、应季中、朱葆三及盛府诸居士，合组佛教慈悲义赈会。推余往各处劝办分会，负担总务及查放事。余先到宁波，观宗谛公发心允设分会。随至普陀，师与了清方丈招集锡麟堂了余上人、长庵老当家、佛顶文质和尚及诸山长老，说明北方赈灾救济事。设分会于普陀，随缘乐助。次早，师办陕西小米粥油饼赐食早餐，并谈某某老先生来山请皈依我，我决不准，并送香金，分文不收云云。余再三顶礼劝师。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，务说方便皈依。普度众生，适合佛祖遗风。如违常住之规模，余向老当家及方丈请通过。师始含笑点头允之。师云：我仅存拾元，取出交汝带沪。余再四不收（纵然有款，理应送交分会），告别。师嘱赈事毕来山休养。（《永思集》第二十页）
（八）见《纪念文集》载王典章《印光法师圆寂感言》：‘民国六年夏，余解组粤海道尹，返至上海，晤云南王采臣先生人文，新从普陀归来。谓：‘该山有印光法师，为君之同乡，虔修净土，回己恒流。’余久闻普陀名，因动往谒之念，搭舟以行。次日到山，直趋法雨寺，夕阳己西下矣。投剌求见，寺中知客谓时己晚，约以明朝。再三请其转达，师即出现，随同晚餐。倾谈之下，深相投契，设榻楼上。余住居两星期，日必数面，且同食焉。寺僧无不异之。以师每遇同乡，只见一面，或留一饭为止。深讶余之破格也。次晨邀余参佛，拜跪稍快，即正色曰：‘礼佛须恭敬，不可草率。’余谨服其言。乘间问佛与儒教，比较如何？良久答曰：‘佛教能包括儒教，儒教不能包括佛教，盖以儒教系世间法，佛教乃出世法。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而为一者也。’余初疑之。及阅师文钞，渐有所悟，然尚未深知也。一日，五、六时未晤，师忽持一函相示，乃《复徐福贤女士书》也。女士求来山皈依。师以女人不可入山，宜在家修行。洋洋数千言，反覆开导，字字珠玑，苦口婆心，一洗寻常习惯，心折益深。山中名胜，师偕余遍观。一日乘山兜依岩行，下临巨海，骤遇飓风，师大声念佛，履险如夷。行至佛顶山，有观经僧家十余人，当面请示，师一一解释，如数家珍，毫不思索，余更为敬服。法雨寺藏经楼，藏有新旧全藏两部，师一一校正。所有错误，均以朱书另注于旁。余拟请人抄出。名曰《印光法师全藏校勘表》，此愿迄今未偿，思之辄为遗憾。迨余下山，师送余曰：‘君年己渐老，若研究佛学。恐不可能。办好塌实念佛，以求往生极乐。方不负我两人相见因缘。’此返沪，以师与徐女士书示内子。诘趄余起，内子己在室中设佛位念佛矣。
七年，余寓苏州，师每赴扬州刻经，必赴余家。十一年夏秋之间，江南北大水，当道邀余赴南京主持振务。师至喜，告余曰：‘夫人请皈依，即在君家佛堂为之说法。’责余念佛不及内子之虔。时余在南京，与妙莲、心净两和尚及魏梅荪、庞性存诸居士，议在下关三汊河买方氏地为放生池。师极赞成，助洋两百圆。厥后购地至四五百亩，筑九放生池，附设慈院，并建法云寺为念佛清净道场，皆师提倡之力也。十九年，师移锡苏州报国寺闭关，当往谒，谈辄移时。各方来皈依者，告以念佛方法，及三皈、五戒、八苦、十善诸法，殷殷开示，惟恐人之不晓。余戏问曰：‘师对人开示，余闻之熟悉。’师曰：‘居闻虽熟，他人只此一次，故不能不详尽。’诲人不倦，可见一斑。余家大小，依次皈依，余亦恳求，师曰：‘君与我为方外老友，宜皈依佛，不必拘此迹。’但余之心，则不啻皈依焉。
‘九一八’事变后，余拟返陕，往商，师曰：‘归家良是，但中国之祸，不知何时方休耳！’厥后每到苏，即时时往谒，辄不令递去。二十六年，余赴京呼吁和平，至苏流连十余日，无日不见，见即言世界之祸，恐从此开端。余辞归，依依不舍。后寺僧告余曰：‘君去后，师投身关门外，望君不见，始己。’谁知此别、竟为永诀之日，可不痛哉！（《纪念文集》第一一０页）
（九）见《三编》卷一：‘十念一法乃慈云忏主为国王、大臣政事多端无暇专修而设。又欲其立书一口气为一念之法，俾其心随气摄，无从散乱。其法之妙，非智莫知。但只可晨朝一用，或朝暮并日中三用，再不可多。多则伤气受病。切不谓此法最能摄心，令其常用，则为害不小。’‘念佛声默，须视其地其境何如耳。.......其功德唯有专心至志，音声犹属小焉。’‘光于此数则，曾颇费研穷，去岁得一巧方便法，书示知己，皆同赞叹.....其法在《印光文钞》第四十五纸第八行下，祈检之。’（见《三编》第六十四页）
原书按：检《增广》第一册第四十五页中并无大师所示方便方法，岂大师所指文钞本乃《增广》前更早之版本欤？
（十）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六十七页。
（十一）见《三编》卷一上册第八十四页。
与徐福贤女士书（见《增广》卷一“书”第五一—第五四页）
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。
正月廿五日，复丁福保居士书九（一）。
元月廿五日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（二）。
正月廿八日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一（三）。
二月初七日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三（四）。
二月廿八日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四（五）。
五月廿一日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五（六）。
七月廿六日，下山往扬州，欲至扬州刻经院刻印经书。因初次出山，人地生疏，请高鹤年居士陪同。至沪，觅得一最冷落小庙——天台中方广下院住宿。由高氏介绍，大师与狄楚青、程雪楼、王一亭、陈子修、邓心安诸居士会晤，广说净土因果等事（七）。
十月十五日，复高鹤年居士书二（八）。
是岁春，徐蔚如（文霨）以历年搜访所得之大师文稿二十二篇印于北京，是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初编。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谒大师，获稿颇伙，并承知友录稿见寄（九）。
（一）见《三编》卷一（上册）第八十六页。
（二）见《三编》卷一（上册）第八十九页。
按：此函信末注‘民七元月廿五’而前‘复丁书九’后注‘民七正月廿五’。然观其内容、语气，则两书绝不似同一日所写，必有一误在焉，始并仍之如旧。印光法师在此函中特地指出：《慧命经》乃是外道炼丹之书。辟之甚详。甚至《慧》书引证《法华经》时，窜改经文中一字，改‘余’为‘除’，亦被大师发现指出。大师自述云：‘此书光初出家时看过。’可见其学问之渊博，知见之纯正。释迦佛曾诫弟子曰：‘外道书可看不可信。’若夫芸芸众生，学佛根基未定之人，以不看为妙，而况其余未闻佛法者耶！至于有以外道之术、书，剽取佛经中一言数语，遂妄标之曰‘佛家功法’者，则阅者尤宜小心。
按：《慧命经》为清代柳华阳著。柳华阳，约生于乾隆元年（公元一七三六）。其自称：洪都（今江西南昌）之乡人也。幼而好佛，先在皖水双莲寺出家落发，后又受伍守阳内丹秘旨，自称道教北宗龙门派第九代。
（三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九十二页。
（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００页。
（五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０一页。
（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０四页。
（七）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：‘民国七年夏，余账毕返申。师以初次出山，人地生疏，函约往扬州刻经。以经资不敷，意在随缘而不募缘，邀余相助。余随至普陀，同师到沪，余拟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，师坚不允，曰：“你的熟人太多，人家要客气办斋。你我是苦人，何必苦中求乐！又要化费钱文，消耗光阴。”于是再四思维，觅得最冷落之小庙——天台中方广下院。二人住四日，共费伙食费二元（中方广下院是照禅上人所开，乃兴慈法师之师，余朝台时相识也）。由余介绍会晤狄楚青、程雪楼、王一亭、陈子修、邓心安诸居士，广谈孔、孟诸家历史及净土因果等事，另有善信等多人，欲送香仪礼物，师却之。到扬寓万寿寺，开示于人，皆言信因果报应，老实念佛而已。余返里扫墓，复回扬城，送师返申，师仍回普陀。’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四十五页。
按：大师于此函中婉转劝导高氏放弃赴鸡足山之行。所云：‘惜有限之精神，办末后之事业。其老年人第一要紧著子也。’
（九）见《增广》附录徐文霨跋语，第四册卷四。
元月廿一，复谢慧霖居士书（一）。
永嘉周孟由居士（号念佛居士）兄弟奉庶祖母登山，再三恳求，必请收为弟子，师至此，观察时机，理难再却，遂为各赐法名。此为大师许人皈依之始（二）。
是年秋，徐蔚如居士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印为大师文钞续编。冬，徐氏复应缁素之请，与商务印书馆接洽，重付排印（三）。
三月廿五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六（四）。
五月十五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（五）。信后附戒鸦片烟方及有关书评数则（六）。
六月十九，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八（七）。
十二月初四，复高鹤年居士书三（八）。
经高鹤年介绍大师与上海南园简氏兄弟晤识（九）。
（一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二八三页。
按：此信后但署‘元月廿一’而无年份。其信端有云‘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经事，故于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，顺便至沪、苏、金陵’，及信中有关刻印《安士全书》之语。印光大师于一九一八年（民七）初次出山，由高鹤年陪同，由此推知此信写于民国七年之后一年。
（二）见《永思集》‘行业记’。
（三）见《增广》卷四附录徐蔚如跋。
（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０五页。
（五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０六页。
按：此函后有印老‘又及’一篇，痛陈鸦片之祸害不能尽言。又提及有友人自哈尔滨来，彼处大开烟禁，了无畏忌等。后附大师亲录之戒烟绝妙神方，及详细制服方法。其方只药三味，且绝对不准加减更动：
好甘草 半斤；川贝母 四两；杜仲 四两；此戒烟神方及说明并载于以后民国九年（公元一九二0）刊印出版之《印光法师文钞》第四卷末后附录中。此处信中专为提出，详尽介绍。盖因丁福保乃医师兼一大出版家，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广流通于世。大师慈悲利人，普济众生之心，固一时一刻未尝稍有忽懈也。
（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０八页。
按：丁氏将出版之数种有关佛教之书籍寄呈于大师，请为厘正。大师遂一一与之指明抉出，间亦有论及梁任公佛学造诣者，谓其心粗胆大。又谓其‘文章盖世，聪明过人，惜于佛法未深研究，但依日本人所论者而叙之，故致虽无大碍，颇有不合宜之论间次而出也。’又对丁氏提出忠告：‘梁公如是，阁下亦如是，皆由急于成书，未暇斟酌之所致也。’
（七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一二页。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四十七页：‘七月，因往扬州刻经，至沪上书局询之，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。’‘前年劝应季中出资刻《辨异录》，由不太平，迟至今秋方至藏经院，委托该院主人代理。先刻《拣魔辨异录》，次刻《三十二祖传》。二书皆世宗遗著，皆应季中出资刻。次刻《安士全书》，此书乃朝邑刘门村刘芹浦避难来申，发心出资。‘待至明年四月，当复往扬州，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，未刻成者校对。’
（九）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：‘民国八年，余赈湘赈毕，到沪，师复邀往普陀商谈印经之事。须同到申，余介绍往南园与简氏弟兄诸居士相见。师说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事，简氏兄弟及诸居士遂发意供养千余元，正好填还刻经之资。’
徐蔚如继上年《文钞》印行后，复有增益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铅印本，于扬州藏经院出木刻本（一）。
大师偕周群铮居士等游杭州，范古农居士拜谒（二）。
有数弟子在上海排印《印光法师文钞》，向大师要求附刊照片、小传。大师坚决不允，断然制止。且谓‘如此则并《文钞》亦决不许印。’遂止（三）。
复高鹤年居士书五（四）。
高鹤年由云南返沪，至法雨寺，晤大师谈数昼夜（五）。
（一）见《增广》卷四附录徐文霨跋：‘复经张君云雷广为征集，并霨续搜之稿，共增三十四篇，由周孟由，朱赤萌，黄幼希三君合初续两编，按类编次，详为校刊，较前两所印尤完善矣。书成，谨记缘起如是。庚申仲冬，浙西徐文霨敬识。’
（二）据《永思集·我之纪念印光大师》录范古农：‘民国九年，大师偕周群铮等居士游杭，农谒之于常寂光，始睹德容。’按：周君铮，永嘉周孟由之弟也。
（三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四二页《复李慧实书三》：‘民国九年，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（十年正月出书，系二本之《文钞》），即以照片、小传请。光谓：’如此，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。‘遂止。汝不知此事，故为汝说，以免转求照片而妄印之。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，决不肯随波逐浪以效彼之所为耳。’
（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四十九页：‘末法众生多多，皆是不知因果。佛经深奥，看亦不能领会，故成今日之现象。’光常曰：‘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，转凡成圣之大权也。当今之世，不将因果昌明，而欲世道太平，佛法兴隆，不可得也。’
（五）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：民国九年，余由鸡足山归。到沪，王一老云及法雨寺与羼提庵因修路争讼不休，嘱余往普陀解释误会。与法雨主人及师谈数昼夜，瓦解冰释矣。师常欲回秦，因关中大乱，道途不便，故不果行。而摄化缘熟，龙天推出，皈依者如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矣。供养之款，概作刻书之用，来求佛法者，皆劝老实念佛，广谈因果报应。
王一亭（一八六七——一九三八），近代佛教居士、画家。名震，号白龙山人原籍浙江吴兴，出生于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。早年丧父，家境贫寒。十三岁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。二十岁进天余号做跑街，后升为该号经理。自幼喜习绘画，拜画家徐小仓为师，进钱庄后仍学画不辍，终为名画师任伯年收为徒，自此画艺大进，早期继承了任氏画派。一九０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，后任上海分会机关科财务科长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，震于光复上海、营救同志颇为出力，有功。任上海革命军政府商务总长。袁世凯复辟帝制，二次革命中，上海组成讨袁军，震于经济上不断接济。此前，曾为革命军筹饷数十万元，并垫付军政府之公债券四十万元，后皆未收回。袁世凯下令通缉，其令为租界当局扣阻。后震遂脱离政治，深居简出，潜心丹清。与吴昌硕过从甚密，结为知己，且与蒲作英、胡公寿、释虚谷、李梅荪等交往。幼即受母熏染，信奉佛教。五十岁后，信佛益笃。在家设佛堂，每日敬香顶礼，虔诚念佛。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。一九二四年起，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长，一九二七年后连续三届被公举为林长，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，扩建林舍，设立佛学图书馆等。一九三０年前后，复与李经纬等发起创办上海佛学院书局。此外热心致力各种慈善事业，与人同办义赈会救济灾民。一九三七年，日寇侵入淞沪，上海租界内难民麇集，震与人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，筹设难民收容所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上海觉园。其作品和著作有‘印光和尚对众说法图’、《白龙山人画集》、《王一亭选集》、《孔子哲学》、《廿四孝画册》等。
春，高鹤年居士自粤罗浮山赴宁波观宗寺。大师约高氏同至沪挂单。高氏介绍大师晤会真达和尚（一）。真达和尚请大师到三圣堂下院太平寺供养庵住，高氏送大师前往。自此大师常由普陀山法雨寺来沪专事弘化矣（二）。
在法雨寺时，有苏州吴引之先生（为前清“探花”），来朝普陀。自对大师言，彼之前身是云南和尚。以烧香过客，不及多叙，大师当时未详问其由，仅默记之（三）。
大师往南京访一友，友介魏梅荪居士见师。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，大师教其熟诵《文钞》中‘南寻极乐寺修放生池疏’数十遍。未过二月，魏即绝不食肉焉（四）。
（一）真达和尚（一八七０——一九四七），近代高僧。俗姓胡，名惟通，号体范，一号逸人。安徽歙县人。年十三丧母，十七岁丧父，身世孤零，即离乡背井，至苏州习南货商。一日随店主妇朝礼南海，见普陀山寺院清净，佛像庄严，遂萌离俗出世之想。十九岁，辞去肆中职务，出家于普陀山三圣堂，礼峭岩和尚为师。逾年受具足戒于宁波凤凰山白云寺闻果上人。此后锐意精进，声誉日崇。旋由圆光、慧静二法师及高鹤年居士介绍，得与印光法师交往，甚相投契。后曾于弥陀阁闭关三次，每日诵经坐禅，不稍懈怠，前后九载，功夫学问大有进境。一九一四年至沪上，创太平寺，该寺在上海闸北陈家滨（今成都北路八六五号），原名供养庵，规模狭隘。经真达和尚接收后，即行改建，取名太平寺，作为普陀山三圣堂下院。时印光大师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。时相往返谈道，互有策进。一九二一年，印光大师与高鹤年至沪，真达和尚将太平寺供养大师居住。又，苏州灵岩山寺以当时住持管理不善，颇现衰颓、荒废景象，吴县及苏垣士绅同请真达和尚前往接管，真达和尚遂委明煦大师代理，并聘请戒麈、慈舟二位老法师先后住持该山。先后命其弟子明本、妙真为监院。寺中一切开支，大半均为真达和尚资助。印光大师刻印经书经费不敷时，亦由其资助。真达和尚驻锡沪上时，一心淡定精进，行持不懈，同时施衣给药，济孤恤贫，普利众生，为世所崇。一九二八年，兼任苏州报国寺住持（在苏州穿心街）。一九三０年，迎请印光大师诣该寺闭关。一九四二年，真达和尚赴灵岩山寺掩关静修，远近风闻，争来瞻拜。一九四五年，离灵岩至沪，仍寓太平寺。晚岁渐呈衰病，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养，未几即又返沪，是年十月圆寂于沪，世寿七十有八，法腊六十。后人建塔于苏州灵岩山寺。生平言语和蔼，尊贤重道，外示僧伽之相，内蕴菩萨之心，与王一亭、关絅之等居士交谊甚深。曾亲自重辑《西方公据》正副两册，主编《劬劳集》四册。
（二）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：‘民国十年春，余自粤罗浮杯渡山经冬，送香港青山陈春廷老居士赴宁波观宗寺出家受戒。师约余同到沪上。是时三圣堂老当家真达上人一再嘱余介绍，请师到伊下院供养庵住（即太平寺），余遂送往。承真老赐来蜜枣龙眼各两盒，决不敢收，顶礼致谢，辞往天台山中度夏。自此师常来申江，专事弘法，随机说法，普利众生。’
（三）见《三编·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》第一０八一页：‘又，苏州吴引之先生，清朝探花。学问、道德、相貌俱好。民十年，朝普陀会余，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，以烧香过客，不能多叙，未详问其由。十一年，余往扬州刻书，至苏州一弟子家，遂访至。意谓夙因未昧，及见而谈之，则完全忘失了，从此永无来往。迨十九年，余闭关报国寺，至十一月，彼与李印泉、李协和二先生来。’余问：‘何以知前生是云南僧？’伊云：‘我二十六岁做一梦，至一寺，知为云南某县某寺。所见殿堂房舍、树木形状皆若常见，亦以己为僧。醒而记得清楚，一一条录。后一友往彼作官（张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），持去一对，丝毫不错。’余曰：‘先生己八十岁，来日无多，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庶不可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！’伊云：‘念佛什么希奇？’余曰：‘念佛虽不希奇，世间无几多人念。顶不希奇的事，就是吃饭，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。此种最不希奇的事，汝为什么要做？’伊不能答，然亦不肯念，伊问二位李先生：‘君等念否？’答曰：‘念。’伊仍无下语。至十二月三十夜，将点灯时去世，恰满八十岁。
（四）见《三编·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》（下册第一０六九页）：‘民国十年，余往南京访一友。其人请魏梅荪见余，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。余令其熟读《文钞》中《南浔极乐寺修放生池疏》数十遍，即能吃素矣！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，次说历劫互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。互生，互为怨家对头，互杀。次引《梵网》、《楞严》、《楞伽》经文为证，熟读深思，不徒不忍食，且不敢食矣！魏居士未过二月，即绝不食肉矣。今敬录疏文于左
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（见《增广》卷二‘疏’）
又，罗鸿涛居士曾有记丁福保谈大师轶事之短文一篇，载于释广定所辑之《印光大师纪念文集》，唯该文亦疏于时间之核实纪录，概无确切之年月日期。仅言丁居士与印公‘晤面，已在印公发心印《安士全书》之时。’又云：‘偶访印公于太平寺。’据此可推知印光大师此次于丁福保居士晤会当在民十或民十一年。今暂归入民国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条内。并将罗氏全文引录于后，以见大师清廉俭朴生活之一斑。
记丁居士谈印光法师琐事 罗鸿涛
余与丁仲祐老居士相识有年矣。每星期休沐，辄往过访，畅谈古今，于印公老法师遗事，亦时有谈及，事虽琐屑，记之亦足供后人之景仰焉。
丁居士之与印公，最初仅有书函之往返，及其晤面，己在印公发心印《安士全书》之时。印公以丁居士经营出版业，故以估价排印事相委托。其时物价尚低，印全书一部，需费银币一元。及以所估价相告，印公即谓：‘可先印五千部。’丁居士骇然，以印公破衣草履，衣单萧条，不似囊有余蓄者。乃转告印局：‘先印一千部。’其意以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数，则此一千元由伊独立供养耳。然不及五六日，印公又来告，嘱增印五千部。丁居士又转告印局，增印千部。如此者不及一月，印公之印数，己达三五万部。丁居士怪之，偶访印公于太平寺，才谈数语，有闽人之供职于海军部者来见师，志诚顶礼。印公为之称述《安士全书》之隹妙，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。倘肯附印，功德无量。其人连称愿意，即自怀中出支票溥，立制票币一千元以为助。丁居士于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伟大，乃晓然于印公之一印三五万部为可能之事，初非有丝毫之夸张存乎其间也。
然印公以募缘之易，虽如上述，惟其为人丝毫不苟取，尤不敢作欺因瞒果之事，故檀施之所人，一经指定作何用途，决不肯有所更易。而自身之所需，决不分文染指于期间。何以知其然？试再举一事如后以为证。
迨印书告一段落，印公将回普陀，临行前，往辞丁居士，告以归期，且请备银币二元，以作盘川。丁居士愿意供养五元，请其不必归还。印公不可，仅受二元，且定于到寺后二三日内设法汇还。丁居士漫应之。及行期己届，丁居士忽有事欲与印公面商，乃赴其所乘之轮船，遍寻全船，自大菜间房舱以至统舱，未见其人，其后始于炉子间附近发见印公，地位既极狭陋，空气又极燥热。他人皆望而以为苦，独印公取其价廉，局处期间，怡然自得。丁居士匆匆与之商谈讫，遂离船而别。后三五日，即接印公来函，并汇还其所借之款。
按：罗鸿涛，印公大师之皈依弟子。大师逝后，罗发心编辑印公大师外集，曾四次于弘月刊发表征求遗著启事。经七年搜集，终于大师生西十周年，即公元一九五０年结集成册，由慧容楷书抄写，共一十七册。并经妙真、德森、窦存我居士审校，为今《三编》之底本。
民国政府赐大师题字‘悟彻圆明’之匾额一方，赍送普陀山法雨寺。缁素欣羡，盛极一时，师若罔闻知，澹泊而已（一）。是岁春，大师应陶在东请，修普陀山志。
策画保护庙产，制止江苏教育期成会借寺庙作校舍（二）。
与魏梅荪居士书（三）。
指导魏梅荪居士等创建法云寺道场（在南京三叉河），为手订寺规，并办佛教慈幼院于其中（四）。
大师函约高鹤年居士到沪。简氏兄弟发心印书，嘱高氏请师午餐，谈及道场之事，大师言：‘要扫除习弊，实行清修，洗涤身心，不染俗气者，方有益处。’高氏往九华山过夏，大师返普陀山法雨寺（五）。
大师请智德法师宣讲因果报因、净土法门等要旨，授《安士全书》，众为革心，颇多感化（六）。
大师令皈依弟子邓朴君、戚则周（后出家，法名明道）、乔恂如为讲师，宣说因果、往生西方等（七）。
往扬州刻书。住苏州一弟子家。往访吴引之老先生（八）。
江西许止净居士朝普陀，礼观大师（九）。
（一）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：‘民十一年（六十二岁），定海县知事陶在东，会稽道尹黄涵之汇师道行，呈请大总统徐，题赐“悟彻圆明”匾额一方，斋送普陀，香花供养，盛极一时。缁素欣羡，师即若罔闻知。有叩之者，答以“虚空楼阁，自无实德，惭愧不己，荣从何来？”等语。当今竞尚浮夸之秋，而澹泊如师，实足挽既倒之狂澜，作中流之砥柱，若道若俗，获益良多。’
（二）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：‘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淮省府，借寺庙作校舍。定海知事陶在东函师挽救。师即函请王幼农、魏梅荪二居士设法，并令妙莲和尚奔走，遂蒙当局明令保护。’
（三）见《续编》卷上‘书’第一八一页。
按：《续编》收辑大师与魏梅荪居士书函共十六通。大师于书题下括弧自注：‘梅荪至十八年始皈依，此时且作朋友。’
（四）见《言行录·慈幼放生》：‘魏梅荪居士等秉师慈怀，创建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于南京三叉河。法云者，效法云栖，以放生念佛为宗。寺规与灵岩同，俱师手订。并办佛教慈幼院于中，虽由诸缁素擘画经营，而师实主之。师之于孤儿也，不惟望其以长以育，并望其能成才成贤，利益社会。尝以晋释道安，宋吕文穆皆出自孤儿，一则离俗而奠佛教之基，一则居麈而成康济之业，为孤儿劝，为世人告。又云：纵使无此天姿，亦当养成良善，为一乡一邑淳谨之士，则新世隐受其利，固不仅为孤儿计也。若夫戒杀放生，师尤重视，尝示人以心佛、众生一体之义，若能于放生戒杀实力奉行，近则息杀因，远则灭杀果，所关者大，亦非仅为物类计耳。’（此条并见《画传》）。
（五）见高鹤年‘苦行记’。
（六）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。
（七）同（六）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０八一页‘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’。
（九）见《续编·附录·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》：‘居士名业笏，江西彭泽人，清光绪甲辰翰林。住馆八年。光复后，即隐居。民国二年，归心学佛，专志净土，继读印光法师文，即知老人乃法门龙象，尤为净宗泰斗。进知观音大士为弥陀左辅，莲邦智导，遂动朝普陀、礼大士、谒印老之念。于民十一年前往，礼觐之下，以撰就“礼观音疏”进呈。内有“食廷璋之芋，克日西行”句，老人更意其尚未断荤，乃问：“汝吃素否？”答曰：“吃花素。”老人作色呵斥曰：“倒架子！如此大通家，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，何能感化他人！”厉声大吼，居士欣然乐受，不但毫不介意，实在心悦诚服。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自愿助成。于见面受呵斥之慈训，表示万分感激，叹为名不虚传。老人见其知见纯正，文笔超妙，且虚怀若谷，殊为末世罕有，遂请编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。自是函件往来，益臻款密。乃执弟子礼，求老人授皈依，赐法名。老人仍令名“止净”。’
按：许止净居士于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初三日早七时安详西归，临终有瑞相，终年六十三岁。生平佛学著述有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、《历史感应统记》（一九二七年在沪应聂云台居士所请而编，印光法师校对印行）、《学佛救劫编》（应潘对凫老居士所请而编，印光法师校对印行），并辅助印光法师编撰《四大名山志》。一九三六年在苏州报国寺由印光法师为其亲授菩萨戒。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难庐山牯岭黄龙寺，又大病，至闰七月，病稍痊，仍奄卧不能握管，至是年农历九月初三往生。入龛时，身软如绵，俨如老僧入定状，留寺念佛七日，依律火化，骨灰尚存黄龙寺中。
又：印光法师《复永嘉某居士书五》有语云：’次则阅彼所印《文钞》，‘据此，该函当于民国七年或民国七年至十一年间，今录于民国十一年（公元一九二二年）后，永嘉某居士即周孟由。
复永嘉某居士书五（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四三页）
元月初六，复蔡契诚居士书一（一）。
四月廿一，复蔡契诚居士书二（二）。
六——七月在杭州（三）。
施省之（四）发心修杭州梵天寺，邀大师前往（施之修梵天寺系受大师劝化）。
大师应魏梅荪居士请，与高鹤年同至南京，是时南京名流皈依者众（魏居士等创建慈幼院、法云寺放生池于南京三叉河，策画及寺规由大师手订）（五）。
张一留居士于南京初谒大师，皈依为弟子（六）。
十月，作‘广长舌序’（七）
复卓智立居士书（八）。
在沪对袁海观之次媳，作关于妇女临产仍不妨供佛、念佛之开示（九）
（一）见《三编》卷二（上册）第四八五页。
（二）见《三编》卷二（上册）第四八六页。
（三）见（四）
（四）施省之（一八六五——一九四五），名肇曾，法名智照。浙江杭县人。近代佛教居士。早年由知县保至二品衔江西道员。一八九三年，任驻美华盛顿公使馆馆员。一八九六年，任驻美国纽约总领事。一八九七年返国后，历任湖北汉阳铁厂提调、京汉铁路工程总办等职。一九二二年起，奉命督办陇海铁路事宜，次年任陇海铁路局局长。一九二二年退职。中年信佛，皈依印光大师，专弘净土，退职后寓居上海觉园，弘传佛教，热心慈善事业。一九一二年，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，被推为董事长。其后复于净业社香光堂侧捐资建造智照堂一座，作为静修之所。一九二三年，在印光法师劝导下，发心修建杭州梵天寺，一九二五年起，当选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。翌年，与王一亭、关絅之、黄涵之等发起成立上海佛教维持会，维护佛教。一九三四年，复与叶恭绰、王一亭、关絅之，黄涵之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动物保护会，宣传保护动物。生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曾创办北京中央医院，以惠贫病；资助各学校，以振教育；设立施氏义庄，以瞻家族。又尝与无锡唐文治先生创立国学专修馆，培育国学人才；独立捐资刻印儒教十三经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。一九四五年病逝，终年八十岁。
（五）见《永思集·苦行记》：‘民国十二年，南京魏梅荪老居士创建慈幼院、法云寺放生池，约余请师同往参观。是时京师名流，皈依者众，方便说法，由此放大光明，相助而成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后同至扬州，寓少怀学校（张端曾居士所办）。师云：‘张居士愿拨滩地百余亩，欲助贞节院。’余心不安，故力辞未收。师屡欲来刘庄观光贞节院，余辞以敝院尚未成立，归来一看，仍回扬州。送师返申。余因他方灾重，视察迭办救济，与师不常见矣。回忆陪师同行，一次有一次的利益，并留心他语默动静，出入往还之时，不谈玄言妙语，神通异奇，皆是平常的话。即使行不到，其中亦有不可思议、利益身心之妙处。’
（六）见《永思集·归依印光大师回溯记》：‘流寓白门，附读于狮子桥边，随喜于毗庐寺里，行常问法，愿切求师。一日，魏刚长居士访予寓，笑谓：“子欲师而师至矣，光师为三叉河放生事，适由申来。盍就近归投？”予知师为莲宗尊宿，心窃慕之，匪伊朝夕。即往，即拜，即受归戒于观音庵中。师知予有老母也，曰：“甘旨在蔬不在肉。”又知予被俗累于瞻园也，曰：“随地随时皆可念佛，瞻园固无异只园。”谨依伏之不敢忽。未几回海上，予送之站。因待车，露坐于地，人声鼎沸中，隐隐佛声，一如平昔。而似粟红粒，面臂皆盈。盖夏夜多蚊，任其侵扰而无动于中焉。一心念佛，四大能空，类如此。自掩关报国寺，余亦僦居吴门，欣咫尺，问道益亲。拙译《净土教史》竟，师见而喜之，手写序文，原原本本千余言，异常珍宝。今师西归，愧无以报恩于万一，回潮涯略。用志不忘。’
按：《永思集》所载张一留此文，无有年月日期。今据他文考证，知大师‘为三叉河放生事’至宁初期，乃公元一九二三年，民国十二年也。其时‘皈依者众’故张氏亦当于此际皈依大师焉。
张一留（？——一九四七）名援，字涤珊，晚号一留，江苏省靖江县人，住苏州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回国后，从事教育事业。工诗、善鼓琴。后皈依印光大师，末年谢绝人事、专修净土。临终前自撰念佛偈数首，安详而逝。荼毗得五色舍利花甚多。遗著有：《净土宏网论》、‘西方认识论’、《驮沙净土文》、《修忍堂诗钞》、《修忍堂随笔》、《灵岩山志》，均由弘化社出版流通。尚有《中国农业史》、《田园诗选》。另有翻译日人净土著作多种。未出版。
（七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五二页。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一０一０页。
复卓智立居士书一（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０一０页）
按：此函大师自叙家乡、出生、身世经过颇详，又兼一一道及出家后之履历、时间、地点分明。于法雨寺隐迹潜修二十余年，不为人知。信中并言及‘陕西乡人及督军屡催回乡。.....明年《普陀志》成，《文钞》排印好，当回陕一次，尚恐复来。’但法师这个打算后来并未能实现。原函信未署年月日期，现据信中所云‘今年六十有三岁’句，定为本年所写。
（九）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０九四页《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》。
大师仍住法雨寺。释弘一至普陀山拜谒，居七日。每日自晨自夕皆在大师房内，观察大师一切行为。师每日晨食，仅粥一大碗，无菜。大师自云：初至普陀时，晨食有碱菜，因北方人吃不惯，故改为仅食白粥，己三十年余矣（一）。
江浙交战，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，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，大师劝其遍阅二十四史，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，录为一书，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。魏甚喜，卒因力不从心而罢（二）。
北京有《自知录》一书出版，上海、杭州、余姚各欲广印流布，大师以此书完全涂造，止之，不令印（三）。
王羡门居士之弟，约于是年南游，皈依大师。皈依礼毕，临行请开示，大师诫之曰：‘去习气。’（四）。
正月廿一日，复陈士牧居士书一（五）。
三月十二日，复陈士牧居士书二（六）。
春，作《〈劝戒杀生文〉》（七）。
仲夏，作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兰若七七念佛缘起（八）。
十二月廿八，复陈士牧居士书三（九）。
作《〈学佛浅说〉序》（十）。
（一）见释广定《印光大师纪念文集》载弘一《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》：‘（乙）惜福。大师一生，于此事最为注意。衣、食、住等皆极简单粗劣，力斥精美。民国十三年，余至普陀山，居七日，每日自晨至夕，皆在师房内，观察师一切行为，师每日晨食，仅粥一大碗，无菜。师自云：初至普陀时，晨食有碱菜。因北方人吃不惯，故改为仅食白粥，已三十年余矣。食毕，以舌舐碗，至极净为止，复以开水注入碗中，涤荡其余汁，即以之漱口，旋即咽下，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。至午余时，饭一碗，大众菜一碗，师食之，饭菜皆尽。先以舌舐碗，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，与晨食无异。师自行如是，而劝人亦极严厉，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有饭粒者，必大呵曰：“汝有多么大的福气？竟如此糟塌！”此事常常有，余屡闻友人言之。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，师亦呵诫之。以上且举饮食而言，其他惜福之事，亦类此也。
（二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三页《历史感应统记序》：‘民国十三年，江浙交战，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，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，余劝其遍阅二十四史，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录为一书，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。梅荪颇欢喜。曾屡商办法，以年老精神不给，又无力请人代劳，怅然中止。’
（三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三四页《复倪慧表居士书》：‘十年前，北京有《自知录》出，上海、杭州、余姚各欲广印流布。此书乃完全捏造，光止之（不令印），后有二人亦仿彼之意，来函请证，光以《自知录》事戒之。’
（四）见《纪念文集·印光大师生西二周感言》。
按：此文中所记王羡门居士之弟皈依时间不详，仅是‘某客’告知王弘兹者，此‘客’得读《文钞》第一版之‘后数年’。非但皈依确切时间未明，且连王羡门之弟姓名亦未道出。然则大师之开示在兹，言之凿凿，终不能因彼文士疏忽习气，而致使大师如此重要诫箴湮没不彰。考徐蔚如刊印大师《文钞》之第一版在民国七年（一九一八）‘后数年’，则二、三年，三、四年，四、五年.....均不定也，乃以权宜办法，折衷归于本年条内，阅者谅焉。嗣后凡所记述事毫无线索头绪可循者，则于《年谱》后另立一专栏以载之。
（五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一页。
（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三页。
（七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五九页。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八八页。
（九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三九六页。
按：大师此函后复又提及《自知录》，谓‘宝一师只闻名，未曾通信。如欲亲近，亦非不可，但彼有一女弟子所出之《自知录》切勿看。看之恐不致力于一心，而专欲得好境界，则必致著魔，此为要义（上海、杭州、余姚见者，皆欲石印，光极言其弊 ，故皆止印）。’
（十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五页。
《学佛浅说》近代王博谦居士著。用通俗文字编写的初级学佛者读物，共二十篇。
大师至南京法云寺，郭介梅往谒。大师对其开示云：‘汝既信佛，当劝汝母念佛，以求了生脱死，方谓真实报恩。’
二月廿四，复陈士牧居士书四（二）。
范古农率妇礼普陀大士，再谒大师于法雨寺藏经楼，范夫人皈依，大师赐法名‘智彻’（三）。
德森法师江西百丈，与了然法师同至普陀山法雨寺谒大师。大师出函介绍至佛顶山藏经楼挂单（四）。自后德森即依止大师，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，至苏州报国寺，直至上灵岩山寺，随侍整二十年（自一九一九年报国寺起）。
四月十八，复陈士牧居士书五（五）。
六月初二，复陈士牧居士书六（六）。
十月初一，邵慧圆回公署，晤见大师，幸蒙收录为弟子（七）。
十月廿六，复陈柏达居士书一（八）。
十一月初七，复陈柏达居士书二（九）。
十一月初七，复陈士牧居士书七（十）。
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（十一）。
（春）复显荫法师书（十二）
复许止净居士书（十三）。
（一）见《纪念文集·印光大师五周年纪念概言》：‘迨民十四年，大师来京住法云寺，往求一见，蒙开示法：“汝既信佛，当劝汝母念佛，以求了生脱死，方谓真实报恩。”默思大师对余不曰父，而独曰母，是知父己先逝矣。慧眼洞见，遏胜惊讶。’
（二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六页。
（三）见《永思集·我之纪念印光大师》：‘十四年，率妇礼普陀大士，再谒大师法雨寺藏经楼，承赐妇法名“智彻”。’
范古农（一八八一—一九五一），现代佛教居士，佛教学者。号幻庵，别号寄东，笔名海尸道人，浙江嘉兴人。早岁攻治经史，勤勉好学而淡泊功名仕途。初不谙佛法，后与桂伯华、黎端甫等游，复每问学于章太炎，遂受浸染。偶于书肆购得《圆觉经大疏》，诵之大喜，以为救国之道，唯此彻底，尽在其中矣。台氏依杨仁山居士所定佛学课程，潜心研修，深有领悟。一九一一年，听《阿弥陀经》，研学《大乘起信论》，遂深信净土法门。一九一八年，皈依谛闲法师受具足戒。并随从听讲，复又通晓天台教义。此后即于沪、杭、苏、锡等地讲经弘法。嗣以为佛经高深莫测，非论疏难得确解，而疏释经论，莫逾慈恩一宗，乃精研法相章疏，颇有心得。尝谓：学理高深，莫逾《成唯识论》，行持方法，莫详《瑜伽师地论》。旋于嘉兴精严寺设佛学会，每岁春初及暑期，必亲临讲经。一九三一年，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，发行《佛学半月刊》，编辑《佛学小丛书》、《海潮音文库》、《佛学百科丛书》以及影印宋版《》。一九三五年起，任《佛教月报》主笔。一九三八年，应请至省心莲社主讲净土三经一论，同时讲演《三十唯识颂》、《阿毗达磨杂集论述记》。生平佛学著作有：《古农佛学答问》、《幻庵文集》、《八识规矩颂贯珠集》及《观所缘缘论贯珠释》等。
（四）见《永思集续编·追念导师溯前缘》。
按：德森法师初谒印老在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），嗣后印老迭有书翰及书籍惠赐，并有《续藏经》一部寄颁，时德森、了然己离江西，故未得之。
（五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七页。
（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九页。
（七）同注（五）。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五七二页。
按：此函中有‘光，光绪十二年朝五台，先在北京琉璃厂遍求《清凉山志》，只得一部，日常看之。以天冷，至三月初方到山。住山四十余日，见来朝山者多说见文殊菩萨，实少真行持者。固知朝山者说见，皆附和古人之迹以自夸耳’诸语，然则《行业记》载大师朝五台之期为光绪十三年，该文曰：‘遂于二十六岁（光绪十二年丙戍）辞师前往。是年十月，入堂念佛，沐彻祖之遗泽，而净业大进。翌年正月，告暂假朝五台，毕，乃回资福。’据大师此函所云，似在光绪十二年冬发心朝五台，以天寒冷，至（次年）三月初，方到五台山。然如此理解，又不符《行业记》所载之意，难圆其说。今姑并存，志以备考。
（九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五七三页。
（十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０二页。
（十一）见《续编》卷下杂著，第二六一页。
（十二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二十七页。
按：大师此函虽短，然至为重要。教诲显荫数语，诚千金难市之言也。苟显荫获此猛省彻悟，必不夭亡焉。
复显荫法师书
接手书，不胜欣慰。座下聪明过人，不几年，于宗、于教、于密悉已通达。恨光老矣，不能学座之所得，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，则台、密二宗当大振兴矣。但现在年纪尚轻，急宜韬晦力修，待其涵养功深，出而弘法，则其利溥矣。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；无涵养，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。此光区区愚诚也。道师已来，勿念。春风易于入人，祈保重调摄，当勿药有喜矣。
显荫（一九０二——一九二五），近代僧人，俗姓宋，名今云，字大明。江苏省崇明县（今属上海市）人。早年于本县第一两等小学毕业，补入师范讲习所，用功勤读，学业优异。年十七，礼浙江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出家，复于五磊山受具足戒。旋入观宗学社受业，习天台教观，得悟法要。二十岁时任上海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编辑部主任。此后即专志研学宗。一九二三年东渡日本，入高野山大学，从金山穆韶阿阇黎学密法，同时考察日本佛教现状，草拟‘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’。一九二五春，学成归国。至宁波见谛闲老法师，谛老令其闭关用功。后至上海，是年夏即病逝。
按：显荫逝世时年仅二十三岁。印光法师此函后未署年月，据其内容视之，当是显荫离日本归国之时，此时已身染疾病，故信末有‘春风易于入人’以及‘保重调摄，当勿药有喜’等语，则此函复于一九二五春季无疑矣。此函中大师以长者身份对显荫法师爱护关切备至，嘉勉开示数语重心长，积久年之世故阅历，融佛法经论奥旨而凝炼成短短一言数词，自肺腑中泻出者：‘急宜韬晦力修，待其涵养功深，出而弘法，其利溥矣！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。’惜乎显荫，学贯宗教，身通显密，卒未能谙憬领悟印老此寥寥数语，据尔夭折，可悲也夫！印光法师尚另有一函（《复恒惭法师书》），亦提及显荫。时显荫已故，大师于哀痛惜之余，指出‘显荫天资甚高，显密诸宗皆得其要领，但以志尚浮夸，不务真修，死时显密之益不得力，念佛之事向未理会，亦不得力，虽有多人为彼助念，而自己糊涂，不省人事。此可为年轻之聪明人一大警策。良由显荫天资虽高，气量过小，无韬晦涵养之真修，有矜张夸露之躁性（在东洋回国，往宁波看师，当日即病，次日即往上海。因闻其师令闭关静修一语，即日便病，次日即去。竟至延缠以死，可不哀哉）。’
（十三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一九页。‘许止净’注见前。
按：大师于此函指出一般人不能接受认真长时间念佛之辛苦，其实此本非苦，以一向不惯，故以为苦，然此苦乃出苦之苦，若不能受此苦，则将来之苦，盖有说不能尽者意味深隽。
仲春二月，于上海陈家滨太平寺会见释大醒，并作开示。言次批评大勇、显荫不该习密宗。并就大醒之叩问，述说对中国佛教制度的见解态度（一）。
夏，大师莅无锡，住学佛路佛学会内。三日间求皈依之男女弟子两百余人，为无锡从未有之法缘。秦效鲁谒，呈《狱中读庄老》一卷。大师以晋之慧远法师教化陶渊明事折摄之，曰：‘圣凡异果，在当下一念耳。’侯保三来见，奉赠昔年旅行普陀山日记。大师猝然曰：‘试述何为三太。’继谓侯曰：‘周室创八年之宏基，肇于太任、太姒、太姜。汝办女学，必发扬此等经训，庶几能救国救民。’侯为之折服。诸希贤校长及过女士同谒大师，求示以了生死之道，大师曰：‘诸为孝贞女，即尽力于教育，父母终天，了生死之道较易，尔过为青年孀妇，儿女尚稚，今后当母兼父职，教之育之，扶之成人，为国家有用栋梁，以尽父母之大责任。平居念佛，忏消夙业以外，当求深入经藏。汝二人者，了之之道，一易而一难。尔等其自勉之。’
大师喜小孩，诸慧心第三子锡文，年方六龄，大师再三摩其顶，且携其同上惠山北茅蓬共餐。
一周后，大师离锡赴姑苏。住苏州道前街自造寺。诸慧心于黄昏至寺晋谒。时气候炎热，大师纳凉圆中，躬自汲井水净面。诸慧心请为效劳代汲，大师辞曰：‘矛居南海数十年，事事躬亲。出家而呼童唤仆，效世俗做官模样，予素不为也。’又曰：‘予夙业重，眼目不如人，以是常服清宁丸耳。’次日，诸慧心再谒，袖丸呈之，并请以胞兄暨长男并谢君三名单求皈依，大师慨然许之，即就自造寺登座，说居士戒。说毕，适邑人刘柏荪居士至，同座席次，柏荪启请大师定期偕苏之某巨绅上莫干山避暑。大师正言厉色曰：‘予住普陀，气候愈热，愈喜做事。天天握管写信且不暇，何暇学今人时髦乎？’又谓：‘某绅将《金刚经》信手放在橙子上，某绅受诗书之训，将经亦同等看待乎？予不与此辈同行！’（二）
南亭法师暑假期间偕孝光及其徒释湘兰同朝浙江普陀山，于印光大师关房外拜求开示（三）。
是年，大师闻长安围解，急赈三千圆（四）。
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由中华书局排印，发行时共分四卷，线装四册，是为正编《文钞》（五）。
作《敬为施资流通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展转传布看读诸善信回向偈》（六）。
七月，作《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》（七）。
九月九日，复陈士牧居士书八（八）。
作《绍兴偏门外娄江村兴教禅寺募修大殿疏》（九）。
（一）见《永思集.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》：‘在十五年挂褡金陵寺的一个和煦的春天，听得人说印光大师己由普陀山到了上海，乃发心往沪拜访这位真实所谓“渴慕久矣”的大善知识。
正是仲春天气，步行，身上颇有暖意。由爱文义路询问到陈家滨太平寺。从佛事兴隆的人丛中踏上第一进屋的前楼，一张名片交由侍者通报“静室”里去。一瞬间，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师出见了。问讯顶礼后，对面坐下，说了几句仰慕的话，大师就开始批评大勇、显荫二师不应修习密宗。他说的道理当然亦有他的见地。他说中国现在有的禅宗、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、贤首等法门，何一不可以学习，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！他老说这话的时候，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，大授其徒。一方听说日本僧侣是所谓带妻食肉的，因为他老爱惜的显荫又恰恰死在高野山，于是他可以说完全不赞成，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。
关于中国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，他老的意思以为一个人做好了，慢慢的去感化一般的僧侣，不必提出什么“整顿僧伽制度”的新鲜花样。大寺丛林规模不整，也可以劝说，劝说不行，则是他们的业障。因为他老这样说，我就说：“老法师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，我看普陀的僧众能受感化的就很少，而且普陀在香会期中不应有僧侣行动也实在太多，老法师为甚么不加以劝导他们？”他老人家总以众生业障深重答之。随后又请问他对于上海寺院做经忏佛事那样十足的贸易化感想如何？他说：“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如果认为这是救济一般的出家人的生活问题倒也罢了，而其实做老闾板的脑筋却是为的饱其私囊。”印光大师是看不出的人吗？世出世法，他无一不知，况乎此事！不过老人是大善知识，素以道德修养为重，不愿意言僧过耳，只得以“没有办法”一语了之。
我请求大师开示，一个青年僧拟闭关自修，因为参学不合自己所需要，以阅读藏经为主，以朝暮二时念佛加持为辅，他老赞成我闭关自修，但阅读藏经认为不需要，还是以念佛最为要紧，因为一个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为信、愿，则简直是自寻苦恼，喜堕三涂，好像很糊涂的样子。当其时，我并曾约略辨答，我说青年时代不多多的阅读佛经，将来拿什么学识去感化世人？所谓弘法利生，即如老法师如真没有《文钞》行世，怎么能令我们发生信仰？他老总是恳恳切切的谆谆开示：“不念佛的人太苦。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才是最二捷了当的。”
二月天气，那天格外暖和，是在下午三时前后，谈谈话，吃了一点茶点。约在一小时后，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，又漫谈了一个半小时，本来一见面，他就批评武昌佛学院。继而我向他一一说明之后，他老亦首肯僧伽教育是极其需要的设施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他老是专弘净土为他的心愿，无论怎么样说，最好不过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我告诉他，我不久要在金陵寺闭关，特为先来拜见老法师。第一次拜见，就多蒙慈悲这样的接引开导，心中得到有说不出的法喜。他老说了许多训勉的话，并且扯住我的手亲亲切切地再四嘱咐我，要念佛，要好好的用功，并且在临行的时候又叮咛：“你很聪明，不要学大勇、显荫他们。”滂沱雨止，乃告别。’
大醒（一九００——一九五二），现代僧人，名机警，别号随缘，俗姓袁，江苏东台人。早年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。读《憨山梦游集》，遂萌出家为僧之念。一九二四年，依杨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出家。时太虚在武昌创办佛学院。即入院深究内典。颇得太虚称赏。一九二五年，随太虚至庐山东林寺，入庐山学宭，深修英文及佛学，学有成就。一九二八年，应太虚命，至夏门南普陀寺任监院，并主持闽南佛学院，同时创办《现代僧伽》（后改名《现代佛教》）。一九三二年，随太虚离夏，次年至汕头小住，旋返武昌佛学院，主编《海潮音》。一九三五年，东渡日本，考察日本佛教。归国后撰有‘日本佛教视察记’，后住持江苏淮阴觉津寺，发行《觉津》月刊，创觉津佛学院。抗战期间，曾主持苏北七县僧众救训练班，护教卫国。一九四六年，继太虚之后，任浙江奉化雪宝寺方丈。太虚逝后，即参与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编纂及太虚舍利塔之建造。一九四八年至台湾，居善导寺，继续编辑《海潮音》。一九五0年移居新竹之香山，一九五一年在新竹灵隐寺主办佛教讲习所。一九五二年因脑溢血病逝。一生佛学论文甚多。主要著作有《地藏本愿经讲要》、《口业集》、《空过日记》和《八指头陀诗评传》等。《海潮音》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，辑为《大醒法师遗著》问世。
大勇（一八九三——一九二九，现代僧人，俗姓李，名锦章，法名传众，四川巴县人。一九一九赴沪，依太虚剃度出家。后与持松一起，东渡日本学习东密，归国后，至上海、武昌等地开坛传法。后欲进西藏求学藏密，病逝于进藏途中之甘孜扎迦寺。
（二）见《永思集·至陈无我居士书》：‘丙寅夏，孙瓞香居士等函促慧心返锡，专为招待大师。大师莅锡，住学佛路佛学会内，三日间求皈依男女弟子二百余人，为无锡从未有之法缘。奏效鲁谒大师，并呈“狱中读庄、老”一卷。大师直截施折摄之语曰：“晋之陶渊明本从远公学佛，既而渊明自陈曰：‘吾耽杯中物，首违大戒。’远公曰：‘他人不能宽恕，尔能来，特宽容尔。’渊明徘徊而去。千古以来，远公之成就，与渊明之徒遗后世以高士之名，圣凡异果，在当下一念耳。’
（三）见《永思集续编·我与便函光大师的一段因缘和感想》：‘这是民国十五年，我在常州清凉寺清凉佛佛学院当助教。在暑假期间，偕监学孝先，孝光的徒弟湘兰，三个人连袂朝礼南海普陀山，在印公关房门外，拜求他老人家开示的法语。我们的坐位，面对著关房的洞门，举眼就看到印公的卧铺，一顶白、黄、黑三种颜色交织而成的蚊帐，一床薄被，一张草席。他老人家质朴而简单的生活，于此可以类推。古人说：“诚于中而形于外。”我们从所见所闻中，对他老人家唯有五体投地的佩服。’
（四）见《永思集续编·印光大师的人生佛教》。又《行业记》：‘如民十五年（六十六岁）长安被困，解围后，即以印《文钞》之款急拨三千圆，托人速汇赈济，’
（五）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：‘徐蔚如居士得“与其友三书印行，题曰《印光法师信稿》.....十一至十五年间，迭至增广，复于中华书局印行，题曰：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。
按：大师《文钞正编》（《增广》）中，所有书函文章多无年月日期，今只得印行日期为一界，凡《增广》中年月无可考者，皆归于公元一九二六年（即民国十五年）前所作，并选录若干篇代表大师佛学思想各个方面的书信、文章，分段标点，附载于本年条后。
（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八二五页。
（七）见《三编》卷四第八六三页。
按：此为印祖在南京之开示法语，同黄忏华、龚慧云笔记。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０四页。
按：此函后言及：‘《文钞》增广本将排完，现添百十页，二、三月当印，倘欲结缘，祈早来函。此次四百多页，又加近来纸贵，一部大约须七八角或八九角，以未排毕，故未定价。’
（九）见《三编》卷四第八八九页。
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（见《增广》卷四‘杂著’第三十八页）
示净土法门及对治嗔恚等义（见《增广》卷一‘杂著’第四十三页）
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（见《增广》卷四‘杂著’第九页）
复高邵麟居士书四（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廿一页）
按：大师此函中指出‘知之匪艰，行之维艰。’‘多少聪明人，皆以唯说不行了此一生。’其次指出对于在凡夫地，人皆有之烦恼，‘须于平时预先提防’，‘自然遇境逢缘，不至卒发，从发亦能顿起觉照，令其消灭。’再指出引起烦恼之境之甚者，无非‘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’并一一开示对治此类烦恼之法。信函之第二部分，也即后半部分，论述念佛法门的根本宗要法旨（信愿行），以及念佛的具体要求和收摄心神、专致念佛的方法，特别祥明地著重介绍了‘十念记数法’，全文仅约二千二百余字，论说精辟、透澈、条理明晰，徇《文钞》中之名篇也。
与陈锡周居士书（见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二十三页）
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（《增广》卷一‘书’第十一页）
政局初更，寺产毫无保障，普陀山首当其冲，由大师舍命力争，始得苟延保存。及某君长内政，屡提庙产与学之议，举国缁素惊惶无措。幸谛闲法师与大师在申，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计议，先行疏通，次派代表请愿，议未实行。后又颁驱僧产条例，师特函呈内政部长赵次陇设法，遂无形取消。继嘱焦易堂居士等大力干旋，始得将条例修正，僧侣得以苟安（一）。
秋冬之间，释大醒第二次拜谒于上海。谈论河南省庙产被军阀没收变卖情形，大师颇显愤慨，然终不言僧过（二）。
（西历）十月某日，在上海阐北太平寺，作家叶绍钧（圣陶）先生由弘一法师引见来谒，同时拜 谒大师者还有周予同、李石岑等七八人，叶后作《两法师》一文以记之（三）。
季秋，作《般若融心论重刻序》（四）。
与明本师书（五）。
复卓人居士书（六）。
致自觉居士书（七）。
《嘉言录》题词并序（八）。
作《净土三要述义》序（九）。
作《普为现在印送及永远流布《文钞》者回向颂》（十）。
复潘对凫居士书一（十一）。
（一）见《永思集·行业记》。
（二）见《永思集·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》：‘记不清楚是不是十六年的秋冬之间，第二次在上海拜访大师。其时，河南的寺产正被军阀们没收变卖。大师一见面就谈起这一件事，声调间也显出一点忿然的意思。湖南僧尼受国民党激动也发生了许多不经见的动态。他老谈到也颇愤慨。不过老人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，他始终不责备僧众的自身，这一点非常奇怪。比方说，谈到一般的出家人或丛林寺院的制度应要改革等等，他老总听不入耳，总是说出家人不肯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从来好像没有说过出家人太不学好，应该要加以整顿的话。这恐怕是年令高了影响于思想吧。’
按：大醒是很聪明的，他在谈话中觉察了大师在此一问题上‘始终不责备僧众自身’，‘这一点非常奇怪’。故归结到认为‘恐怕是年令高了影响于思想’。其实，大醒当时毕竟年轻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此既非大师年高思想老化，亦非‘不言僧过。’大师对于出家人的堕落，批评是很多很严厉的，甚至斥为‘髡民’，但在此等庙产存亡大是非上，大师眼明心亮，实非仅仅对寺院丛林制度改良、整顿即可取效的。这是一个社会问题，是一个政治问题，牵涉国家体制及权与法的问题。正是任何一个高僧大德、山林隐逸所最不愿意浸染其中，也是出家人没有力量干预、改变的。这些问题不能谈，无法谈，也不愿意谈。说困难千难万难，说容易也容易得很。大醒法师为自障所蔽，不能深省大师言外之意，不语之语，惜哉！
（三）见叶绍钧：《脚步集》（民国廿二年二月再版，新中国书局出版）载《两法师》：‘饭后，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，谁愿意去可同去。印光法师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，并且见过他的文钞，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，自然也想见一见。同去者计七八人。......到新闸路太平寺，有人家借这里治丧事，乐工以为吊客来了，预备吹打起来。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，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，才知道误会，说道，“他们都是佛教里的”。寺役去通报时，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（他平时穿的，袖子同我们的长衫袖一样），恭而敬之地穿上身，眉宇间异样地静穆。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，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房间里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，背部略微佝著，我想这一定就是。......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，肌理颇粗，表示他是北方人：头顶几乎全秃，发著亮光：脑额很阔，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，却同戴了眼镜上面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：嘴唇略微皱瘪：大概六十左右了。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，正是绝好的对比，一个是水样的秀美、飘逸，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、凝重。
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，‘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，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，今来见法师，请有所开示、慈悲、慈悲。’
对于这“慈悲、慈悲”感到深长的趣味。
“嗯，看了语录，看了什么语录？”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。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著机锋吧。没有人答应。弘一法师便指石岑先生，说这位居士看了语录的。
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。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，徒然嘴里说说，作几篇文字，没有道理，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，生死不了，非常危险；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，别人念佛就是迷信，真不应该。他说来声色有点严厉，间以呵喝。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念了。
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的恳请，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。
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，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。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。佛家用因果来说，那就深奥得多。行善便有福，行恶便吃苦；人谁愿意吃苦呢？——他的话语很多，有零星的插话，有应验的故事，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。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，故遇有机缘，不惮尽力宣传，宣传家必有所执持，又有所排抵，他自也不免。
按：叶圣陶先生不愧为当代文学巨匠，此篇短文以寥寥数笔为印光大师勾画出一幅生动的肖像，也是仅有的一篇关于大师体形外貌详细特征描写的文字记叙。此文在当时及后来流布颇广，传诵甚众。有于佛教毫无所知者，以读此文而知有‘印光’、‘弘一’近代两大师也。
（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八０页
按：《般若融心论》，幽溪法师讲解《金刚经》要义，约四教以释之，会归于圆教之书，王谋凤居士出资刻版，印光法师校勘，作序。
（五）见《续编》卷上第十五页。
按：此函乃印光大师专为告诫明本法师，其代理戒尘法师为灵岩住持所应注意、遵循之六条规箴，于此可窥大师之办道思想方针、方法。此六条之精神，若每条以一字概括之，则为（一），省；（二），俭；（三）；正；（四），谦；（五），勤；（六），公。及至后来亲订灵岩寺常住规约五条，大师之为灵岩道场劳心竭力固非一朝一夕也。
（六）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二０一页。
（七）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一三二页。
（八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一七页。
按：《嘉言录》，大师皈依弟子李圆净居士所编选。
李圆净，近代佛教学者，居士。原名荣祥。浙江人。久居上海经商。皈依谛闲法师，后皈依印老，即专修净土念佛法门。著有《佛法道论》一书，一九三六年出版。另有编者：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》、《焚纲经菩萨戒本汇解》、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科文表解》、《楞严经白话讲要》、《大乘宗要》、《饬终津梁》、《甘地的戒杀主义》、《印光法师嘉言录》等。一九五０年病故。
（九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二三页。
（十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九四页。
（十一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二三页。
按：此函中大师预示来年‘秋后则作一南北东西了无定处之游，以免信劄应酬，徒为人忙，误己大事也。’此函后亦未署年月，以信中自称‘光今年六十七，精力已衰’等语，定为本年所写。大师复潘对凫居士前后共三函，此为第一函，后两函中亦有精警开示，惜其函年月皆不志，无法考查。今将其信中妙语撷出录之如左：
‘是以欲求往生，当放下此世间，并放下过分之狂妄心（如同菩萨在生死中度脱众生，此须自已是菩萨始得，若自己尚是凡夫，便欲担任此事，不但不能度人，且不能自度。世间多少善知识，皆受此病，尚谓之有大菩提心，须知此心求往生则有益，以此不求往生，须是菩萨则可，否则危害不浅）。过分之狂妄心，为真修行者之一大障碍，不可不知。’（《复潘书二》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二四页）
‘接手书，不胜感叹。阁下厚德及人之深，以致溃兵土匪亦相戒勿扰。此非真有可动人者，曷能得也？食为民天，能惠民者，天必佑之。......是知人有实德，天有奇报。彼剥削百姓脂膏以求子孙富贵者，率皆灭门绝户，而其神识当永堕恶道，无有出期，可哀也。是以欲救世人，非极力倡因果报应，断断不能收实效。’《复潘书三》（同上）
《嘉言录》题词并序（《续编》卷下第一一七页）
有广东皈依弟子拟请大师往香港，因离普陀山，暂住上海闸北太平寺（一）。
二月廿一日灯下，复朱仲华居士书二（二）。
三月初一，复罗鸿涛居士书一（三）。
三月初三，复罗鸿涛居士书二（四）。
春，大师莅沪，居士李慧澄请大师至‘二忆精舍’佛堂，李与其妻周圣定同受皈戒（五）。
有川僧听脉念佛者，其徒以其师之文与偈持之至太平寺谒大师，祈为改削流通及作序。大师阅后却之（六）。
上海一皈依弟子请大师至其家吃斋。此弟子有一位五十余岁学佛多年之亲戚。此女居士学问亦很好，由此请谒大师。大师见面告诫之：‘年纪大了，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’且谓：‘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，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，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’（七）。
夏，仍返普陀山法雨寺。偶晤张曙蕉女居士。先是，张曙蕉与中西至友六、七人避暑于普陀山麓极乐庵。每夜必至海上游泳。其事为大师所知，特遗一青年僧人相告张曙蕉等曰：‘印光法师说：“南海多漩涡，防不胜防，每年有人惨遭灭顶，切勿儿戏，后悔莫及。”’（八）
张即至法雨寺相访，大师一见欢然，赐与《文抄》一部，张以已所著《绿天簃诗词集》答赠。次晨，大师即遗一山童送一纸简与张，以评价《绿天簃诗词》，循循善诱劝道张女士：‘当移此愁怨以念佛，则生入圣贤之域，没与莲池海会。’（九）
张曙蕉至法雨寺再次拜谒。大师谆谆劝诫曰：‘汝不要专学西欧虚派，当于公私之暇，实行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。因一息不来，即属后世，此时纵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亦无用处。若不及早修持净业，待到此时，方知虚受此生，枉将宿生善根，尽消耗于之乎者也中矣。可不哀哉！喜作诗文，是文人习气，若不痛除，欲于佛法中得真实受用，万难！万难！’（十）一星期后，张曙蕉离普陀山，往法雨寺拜辞大师，大师劝勉其皈佛，坐谈二小时之久始别。
六月初一，复万梁居士书一（十一）。
六月朔旦，敬书华严大经以尽孝思序（十二）。
七月十九，复杨典臣居士书三（十三）。
八月，复智章居士书（十四）。
十月初九，复万梁居士书二（十五）。
十月十四灯下，复王照离居士书一（十六）。
十一月十七灯下，复王照离居士书二（十七）。
复宋六湛、褚莲净、张子净三居士书（十八）。
作《地藏经》石印流通序（十九）。
作《梵纲经菩萨戒集证》序（廿）。
作《净土辑要》序（序廿一）。
作《感应篇直讲》序（廿二）。
作《到光明之路》序（廿三）。
作《石印‘闺范’缘起》序（廿四）。
作《地藏菩萨往劫救母记》序（廿五）。
复周伯遒居士书（廿六）。
复义通法师书（廿七）。
圆瑛法师具书启请大师讲《阿弥陀经》，复函以老病辞（廿八）。
（一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页大师‘自述。’
（二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三三页。
按：原函后但署‘二月廿一日，灯下，’无年份。今据其信中所云‘光廿三下山，至上海陈家滨太平寺料理印书事，六月仍归山，七月下山则不归矣’等语，以及上年（民国十六年）复潘对凫书一中所云‘明年前半年，尚有许多书当印。秋后则作一南北东西了无定处之游’之语，可知是函写于一九二八年，即民国十七年夏历二月廿一赴沪之前夕。且由此可知，大师是年之夏六月间仍返普陀山居住。
（三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０页。
按：大师 此函教诫罗氏‘既自名为佛弟子，何得以己之凡夫知见测佛境界？’（原函全文引录于后）
罗氏曾于大师逝后作文纪念，追忆此事，文名‘印光大师盛德识小录，’载《纪念文集》中，自谓：‘业障深重，福慧浅薄，于印光大师生前未获一礼觐。民十七年春，虽曾两书请益，终以根机钝劣，亦未能当下领悟，反因此时生讥议。直至今春，始能领会大师教训之益（详情见二十三期弘化月刊——原注）。由是深爱大师之文字般若，发心为之编辑外集，藉以自赎往日罪愆于万一。’
据罗氏所记大师之盛德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一，慈悲广大。大师晚期，目力精神两俱衰损，开示各方函件，每云：光老矣！目力精神俱不给，以后勿来信，来决不复。亦不许介绍人皈依。外集中所收此项函件颇多，几于耳熟能详矣。于以见各方敬仰大师、有所请益者之多。而大师虽作此说，仍不惜多方开示，每每手眼两镜并用，成一短劄。为弘杨佛法而牺牲，一至于此。其慈悲心之广大，宁可量乎？
二、留心医药，心存济世。病为八苦之一，一经病患，其痛苦之烈，非身受者莫能知，于是求医服药尚矣！大师虽不习医，而于医药一项关心至切。《外集》中，于治大麻疯、虐疾、盲肠炎、疗疮等药，时时有所开示，俾展转相告，同犹解脱苦厄。至于戒鸦片方，毒乳杀儿，念观音救难产，分赐大悲水、米，尤言之屡屡。古贤有云：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大师有焉。且大师所留心之医药，方必求其灵验，药必求其简而易得，务使贫富皆可获益。此尤足令人称道也。
三、力扶正道，痛斥扶乩。大师平日教人，惟在老实念佛上做功夫。与子言孝，与父言慈，与友言信，力戒怪力乱神之谈。故于扶乩之冒托仙佛，不惮大声疾呼，加以指斥。《外集》中往往见之。虽以此得罪于人，所不计也。其摧邪辅正之处，有功于世道人心者为不小。
四、处事镇定。大师暮年闭关报国寺，其时风声鹤泪，一夕数惊。各方弟子时以大师生命为念，纷请避地。大师概行婉辞，以一经遭难，即得生西自慰。履危若定，不肯先去以为民望，是可敬矣。
五、发挥儒理。大师虽归心佛门，而于儒教古贤之意旨亦多融会。其发挥处，颇多前贤所未道。至程朱诸儒，破斥生死轮回之心迹及其后患，《外集》中尤一再言之。心和气平，起程朱于地下亦当心折。
六、文辞高古，书法古朴。大师之为人，其足以见重于世者甚多，初不必再求文辞书法之美妙。然即就其文辞而言，亦深足以令人爱重。至其书法，有时任意挥洒，固古朴可喜，稍经意者，直可上追鲁公争座位帖。此二者虽不足为大师增重，然亦可以见有道者之无所不能矣。
（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０页。
（五）见《永思集·诗偈十四》（第二二七页）：
十九年前礼南海，承师苦切诲谆谆。
光明幢倒吾安仰？剩有淋浪泪满巾。
（原注：民国十一年度夏，普陀进香谒师于法雨寺之藏经楼。一见即劝导持名念佛，开示恳切周挚，虽顽石亦应点头。十七年春，师莅沪，特延至二忆精舍佛堂 ，与亡室周氏圣定同受皈依戒，自此趣向始定。）
（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三０八页《复谢慧霖廿五》。
按：大师阅此川僧之文与偈后，谓来谒之川僧徒曰：‘汝师到是有所悟者，但以禅净宗旨不明，以禅为净，以净为禅。俾念佛者不致力于信愿，而致力于参究，纵有所悟，不能仗佛力往生西方。由未断惑，不能仗自力了生脱死。汝要流通，我也不打破，汝自为之。我亦不为汝改削，亦不作序。汝印出来也不要送我，我也不肯为汝施送。’其人遂去。向大众书局排印数千本，名《禅净言行录》。
大师评其偈谓：‘其偈居半，似有道理，但宗旨混滥，亦可令无知之人种善根，亦可令真修净土人弃信愿。此种书，光不肯干预。’
（七）见《三编》卷四第一一０九页《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》：‘民国十七年，上海有一皈依弟子，请我到他家吃斋，便说他有个亲眷，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，学问亦很好，已有五十多岁了，可否叫她来谈谈。我说可以的。于是就叫她来。等到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对她说：“年纪大了，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”她答道：“我不求生西方，我要生娑婆世界。”我便回答她道：“汝的志向太下劣了。”她又云：“我要即身成佛。”我又回答她道：“汝的志向太高尚了！何以那个清净世界不肯往生，偏要生在此浊恶的世界？要知道，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，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，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”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，实在是自误误人的。’
（八）见《纪念文集·追慕原始要终之第一位》。
按：张曙蕉，女，名汝钊，字曙蕉（公元一九００——一九七０）。浙江慈溪人。皈依太虚法师后，赐法名圣慧。祝发为比丘尼后依根慧法师，赐法名曰本空，字又如，号弘量。出家前著有《绿天簃诗词集》。
（九）见（八）。又，此函收入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一七页《复张曙蕉居士书》。
（十）见（八）。
按：《三编》收大师复张曙蕉书共八通，张女士此纪念文中引录二通。大师与张曙蕉只此一遭会晤，前后见面三次。据张氏此文所言，时间在‘民国十七年夏’，而大师《复张曙蕉居士书四》中，开首即言：‘君于民十六年见光时，光颇嘉其聪慧，而又能受人指斥，故光常冀君为浙地女界之善导。’大师人事纷繁，接引初机如曙蕉辈不胜之多，日久回忆，于时间上似有约略之处，而张女士则毕生拜谒大师仅此一遭，故于日期上记之似较确切。且据本年大师‘复朱仲华书’中所云‘六月仍归山，七月下山则不归矣，’可知是夏大师仍在普陀山。与张曙蕉会晤或其时欤？因从张文所记，载入本年条内。
（十一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五三页。
（十二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五四页。
（十三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五二二页。
（十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三九页。
（十五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五四页。
（十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四０页。
（十七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四一页。
（十八）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二０七页。
（十九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九页。
（廿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十一页。
（廿一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二页。
《净土辑要》，大师之皈依弟子、湖南刘阳潘慧纯、邵慧圆居士编辑。共分三编，上编辑录《增订广长舌》为初机入门；中编辑录龙舒居士及历代净土宗法师切要之开示语录；下篇辑录念佛仪式及净土日课经咒、回向文。
（廿二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五页。
（廿三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七十四页。《到光明之路》，大师之皈依弟子李圆净居士编辑。述因果报应之善书。
（廿四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九十五页。
按：《闺范》四卷，明吕叔简编辑。万历十八年庚寅（公元一五九一年）成书。近代李耆卿出资印行五百部流通，并祈印光法师为之作序。
（廿五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一０九页。
‘众生之心，与佛无二，其不能作佛、常作众生者，以其自无慧力，不能觉悟，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，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，作起惑造业之根本。’
（廿六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二七九页。
按：大师复周伯遒居士函共二十通。此函后亦无年月日期，以函中‘香港早已函电催促，明年正月当即前去’句，再参照《大师自述》中‘民十七年，有广东皈依弟子拟请往香港，离普陀，暂住上海太平寺。十八年春，拟去，以印书事未果。’等语，考定此信写于本年。
（廿七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十八页。
按：印光大师对于自身个人力量，对于所处当时社会环境、局势，皆有充分客观现实之估量，故别具洞察事物事件本质之卓识远见。此乃大师终其世弘法利生之特点，亦是其弘扬净土念佛法门取得辉煌成果原因之一。因时制宜，契理契机，此之谓也。大师且举南京法云寺例，谓：‘南京法云寺，已募四万八九千圆，拟先盖大殿，光极力阻止，幸未盖。若盖成，则必被兵住。’凡不顾当时当地实际情形，一味谬以大兴土木，募缘建筑，自命为弘扬佛法者，皆应以大师此函为警策，逐字逐句领会其中意义，三复其旨，真佛子者，必幡然而悟矣。原函未署日期，今以信中自云‘虚度六十八岁’诸语，定为本年所写。
（廿八）见《永思集·印光大师生西事实》。
复罗鸿涛居士书一（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九０页）
复张曙蕉居士书一（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一七页）
复张曙蕉居士书七（《三编》卷二第三二一页）
妙峰法师，明代山西平阳人。名福登，姓续氏。天生异相，七岁失恃怙，为里人牧羊。十二岁投近寺僧出家。僧待之虐，逃之蒲阪。山阴王建见而奇之，修兰若令其闭关，入关未久，即有悟处，作偈呈王，王取敝履割底寄之，登接得礼佛，以线系项，自此绝无一言矣。
复义通法师书一（《三编》卷一第十八页）
离普陀山，在沪校印各书，急欲结束，及早归隐。拟应广东弟子黄筱伟等所邀赴香港。真达法师等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，一再坚留，遂辞香港之请，留之（一）。
正月灯下，复周智茂居士书一（二）。
二月初二，复师康居士书（三）。
五月初三，复焦易堂居士书（四）。
夏六月，作《慧济居阅经室缘起》（五）。
夏，晤芝峰，大师予以教诲约一小时（六）。
季秋，作《乐慧静优婆夷生西记》（七）。
十月廿三，复李少垣居士书（八）。
十一月十六，复某居士书（九）。
十二月初八，大师在沪世界佛教居士林作开示，时范古农作开示法语记录（十）
胡兆焕居士由明道法师介绍皈依为弟子，大师勖以‘致力教育，栽植青年，当如苦行头陀，不辞劳瘁’（十一）。
作《介绍用三星素皂书》（十二）。
复陈慧和居士书（十三）。
复郝智熹居士书（十四）。
作《普门品讲义序》（十五）。
作《历史感应统记》序（十六）。
作《新编观音灵感录》序（十七）。
作《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殿堂寮舍疏》（十八）。
作《募修永年祈祷普利会疏》（十九）。
作《莲宗正传》跋（廿）。
作《地藏菩萨本迹灵录》序（廿一）。
作《日诵经咒选录》序（廿二）。
作《净土问辩·功过格合刊》序（廿三）。
作《觉后编》序（廿四）。
作《重印〈达生〉〈福幼〉两编序》（廿五）。
作《重印〈环球名人德育宝鉴〉序》（廿六）。
作《放生杀生现报录·戒杀放生各文合编》序（廿七）。
作《五台碧山寺由广济茅蓬接法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》（廿八）。
（一）见《永思集》，‘行业记’。
（二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五九页。
按：此函虽短，然函义精辟，信中所云‘今人体质单弱，不得妄效古人’；又如‘佛法真益，要在至诚中得’等语，皆为重要开示。信中告诫一切修行之人，必须质直无伪，真实做去，方为实行。所谓‘少实胜多虚，大巧不如拙’，当书之以为座右铭。
信后另附印光大师对《增广文钞》中戒烟药方用之补充说明。鸦片烟者，吾国自清季至民国一大祸患也。近偶阅野史所载，谓张学良将军早年亦曾染此嗜好，且已成瘾癖，其后为强身报国，矢志戒之。不幸先遭日军之欺，以玛啡针诈称戒毒针剂，毒瘾转深。及觉察时，受害已甚。后至上海，设宴请诸友好宣白戒毒决心，乃独处静室，质直做去，当甚瘾发作之际，痛苦不堪胜言，至以首撞壁，流血满面。幸恃张帅意志坚毅，体魄强健又且年青，数日后毒瘾炽烈之势减退，辗转一月，加以调治，戒毒成功。夫张将军者，人中之豪杰也。及其少时，犹不免受社会流弊所荼毒，戒除之际，艰危如此，况一般芸芸众生，下根庸人，其能到此地步而决然自拔乎？吾在此不惜篇幅载述，絮絮以此事为例者，盖可以管窥鸦片烟患在当时社会祸害之烈。由此可以映衬出大师施刊戒烟药方，且一再谆谆说明之苦心，大慈大悲之菩萨心肠。印光老人虽身居海岛，其洞察当时社会流弊一清二楚，而救苦救难、普济众生之大乘佛教精神于此相得益彰。
（三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四六八页。
按：大师于此函中介绍《寿康宝鉴》一书，对于青年养身修性重要意义，拳拳之心，慈母之爱耀然纸上。
（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一第一二０页。
按：此函近代一难得之宗教家精辟政论文章也。大师于此文历陈事实，指斥当时政府破坏佛教，意欲驱夺僧产的行为，实际违背了立国之本的三民主义。全文雄辩有力，文笔矫健，首尾呼应，始终针对民国政府的三民主义意旨而发，所谓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也。信后一段附言，论及新时代之男女平权问题，直截了当指明‘女人之权大于男子多难称喻’；又谓‘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’。可算得‘妇女顶半边天’发源之论。
此函末但署月日，未写明年代，今据其起首所云：‘以三民主义互相号召，今已十有八年’句，考定为民国十八年，即公元一九二九年时所写。
（五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八０三页。
（六）见《永思集·纪念印光老人的老实话》。
（七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八一七页。
（八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０四页。
（九）见《三编》卷三第七一八页。
按：大师此函中，有三层深义值得仔细领会深思：一、谓人之成败（关键）全在幼时。二、谓父母者儿女之模范也。其三、谓光宗耀祖，成家立业，只在能立志学好而已，岂有什么难行难做处！法师屡屡指示：‘家庭教育为改造社会，培植人才之根本途径。’此项观点、主张，大师终其世不厌其烦地为人提起。
（十）见《永思集·我之纪念印光大师》：‘十八年佛成道日，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，记录大师开示。’‘开示法语’全文见《三编》卷四第八七五页。
（十一）见《永思集·印光大师圆寂感语》。
（十二）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一二九页。
（十三）见《续编》卷上第一七０页。
（十四）见《三编》卷二第五三一页。
按：此信中大师指出：‘若是唯读得几种禅书，便学著弄机锋，则其罪极重。’‘譬如军中口号，非营外人所得知。若顺字面解机锋，则如营外人妄意营中口号为某，便自混入，能不送命于当下乎？’此则譬喻，生动深刻之至。原函末后未署年月日期，今据其信中自云‘虚度六十九年’而定为本年所写。
（十五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十三页。
（十六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三页。
按：此书大师向魏梅荪提议（见前注），后由聂云台居士请许止净居士编辑完成。乃历史上因果报应故事之汇载也。
（十七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十九页。
（十八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三八页。
（十九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三九页。
（廿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二四三页。
（廿一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三十页。
（廿二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页。
（廿三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二页。
（廿四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五十三页。
按：《觉后编》，前清隐士王克庵所编。选取诸书如《阴骘文》、《功过格》等及古今贤哲所著孝亲敬长、持身涉世、改过迁善诸嘉言，辑为一编，共分十四门。
（廿五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七十页。
按：《达生编》中医产科普及知识书。《福幼编》，中医儿科、保健书。
（廿六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七十八页。
（廿七）见《续编》卷下第八十九页。
按：《戒杀放生录》，清代江慎修所编，将所见所闻之杀生、放生因果报应录之成集。其族斋孙江易园为之排印出版于民十一年。大师所序。
（廿八）《续编》卷下第一六七页。
按：佛界内向有剃度派寺院与十方丛林之分，剃度派寺院与寺庙创建及管理体制上，有其存在之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，然古今高僧大德无不以与树，维护十方丛林为已之第一宏法大事。此文可并参阅大师《至广慧和尚书》（《续编》上卷）、圆瑛法师‘清凉芬芳普济寺十方碑记’（圆瑛大师年谱）及沈去疾《上海普济寺碑考》等。
复焦易堂居士书（嘉言录“喻在家善信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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